正规的股票配资网 李守奎丨从文通字顺的西周之诰到佶屈聱牙的《尚书》——兼论出土文献视野下的汉代今古文问题_异文_王之_文本

发布日期：2025-08-02 22:39    点击次数：146

李守奎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摘 要：西周金文诰命类文献,文通字顺。经过汉代隶定转写的今传本周诰却佶屈聱牙,成为古经难读之最,其原因是这些西周早期文本在传抄过程中不断用不同的文字系统转写,出现多种异文,各自保留部分原始信息,令汉代的文献整理者难以取舍。汉代的今、古文之争源自秦汉隶书文本与六国古文文本的不同,由于文本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研究目标、不同的研究方法,最后形成门派纷争。用古文字书写的文本全部消失后,只留下一些不同的隶定异文,今、古文糅合在一起,是非无从论定。当今出土了大量的古文经籍,在出土文献视野下对汉代的今古文问题可以有更深刻的理解。周诰《君奭》疑难句“在昔割申勸寜王之德”中古今异文很多,追溯其周初到汉代的流变过程,解决其释读,可以透视汉代今文、古文经学中的各种问题。

关键词：出土文献; 古文; 今文; 《尚书》; 《君奭》; 经学

展开剩余98%

《尚书》中的西周早期文献十分难读,唐代韩愈就说“《周诰》、《殷盘》,佶屈聱牙”。王国维论《尚书》之难读云:“古经多难读而尚书为最。伏生今文之学,其传为欧阳、大小夏侯,各有章句。而孔安国本传伏生之学,别校以壁中古文,为一家。传至贾马郑王,各有修正。今今古文诸家之学并亡,然传世之伪孔传,殆可视为集其大成者也。然有今古文之说,而经书之难读如故也。”但是,西周早期的金文大盂鼎康王之诰命却文通字顺。周人作诰自当文通字顺,《尚书》之佶屈聱牙是因为古书传抄过程发生种种错亂,到了汉代,今文、古文互相抵牾,虽然有学者加以折中,但难读如故。

《尚书·君奭》是周公诰召公奭之辞,属于诰命类文献,今本佶屈聱牙,多有不通,其中“在昔上帝割申勸寜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句,《礼记·缁衣》就有引述,郑玄见到当时的今、古文歧异,由于当时的古文字知识不够,虽然了解大意,但对那些异文无法确切解释。郑玄是高明的经师,不能说定的也不强说。后之学者,纷纷扰扰,各立己说,在没有新材料新证据的情况下,只能“可备一说”,依然难读如故。

上个世纪出土的两批楚简中都有《缁衣》,郭店简所引《君奭》中此句完整,这是名副其实的“古文经”。把今传刻本与出土的古文抄本两相对照,就可以看到更多的歧异,不仅有利于判断是非,而且也可以从文字学上解释导致错误的原因。遥想汉代相信古文经价值的经师们,面对类似的古文文献,所作所为与我们今天大概也相类似。但他们没有见到足够多的西周金文,对于《尚书》中的一些疑难,我们今天有比汉代经师更充分读懂的条件。本文以“在昔上帝割申勸寜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疑难句中的古、今异文为例,结合西周金文深入剖析,了解汉代古文、今文不同文本的差异以及汉代经师们的今古文纷争情况。

一、《君奭》篇“在昔上帝割申勸寜王之德”中的异文

今传本《尚书注疏·君奭》: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寜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传》:“在昔上天,割制其义,重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大命于其身。谓勤德以受命。”

“孔传”读“割”如字,训为“割制其义”,增字为训,其下绝句,文意不通。但能正确理解“寜王”即“文王”。

《礼记·缁衣》引用了《君奭》此句:“君奭曰: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郑玄注:

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为“割申勸寜王之德”。今博士读为“厥亂勸寜王之德”。三者皆异。古文似近之。割之言盖也,言文王有诚信之德,天盖申勸之,集大命于其身,谓命之使王天下也。

郑玄已经指出,《书》之古文、《缁衣》所引以及今博士读“三者皆异”,不仅文字有异,训诂、句读皆不相同。后代学者对此所见不一,释读纷纭,历代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程元敏《尚书君奭篇“在昔上帝割申勸寜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新证》一文集其大成,鸿篇巨制,条分缕析,判断取舍,得出对该句顺畅的释读:“在昔,上帝害申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文字释读后文意基本解决。

上个世纪80年代后,古书竹简开始大量出现,楚简中出现两篇《缁衣》,其中郭店简所引上述《君奭》之句完整,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所引残缺。

郭店简:《君奭》员(云):昔才(在)上帝

文王惪,其集大命于氒身。

上博简:《君奭》员(云)……集大命于氒身。

出土文献新材料使得异文更加丰富,释读问题进一步澄清,但也出现一些不该出现的“新说”乱上加乱。大量关系不明的异文是理解发生歧异的原因,通过出土文献追踪溯源,可以了解每一个异文产生的原因和过程,了解不同文本之间的差异,了解《尚书》之难读!

把上述各种异文列成表1:

(表1) 异文表

这七个文本或释读中,郑玄所说的古文“割申勸寜王之德”与楚简的“

觀文王惪”自然都是古文,“今博士”所说“厥亂勸寜王之德”一般认为是汉代的“今文”,那《礼记》所引与今传本与古文、今文是什么关系?汉代学者所见到的古文《尚书》是什么样的?今文尚书是怎么形成的?我们试着运用今天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知识,对这些不同抄本、刻本中的差异加以解释,挖掘其中所蕴含的古文经与今文经的一些信息,在此基础上对汉代的古、今文做一些推测。

“在昔上帝割申勸寜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18个字,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句子,异文与释读分歧主要集中在前面11字中,出现了8组异文,分别是“在昔、昔在”、“割、周、

”、“申、田、亂、

”、“勸、觀”、“寜王、文王”、“厥、氒”、“躬、身”以及“之”字的有无。我们先把不影响文意的用字问题暂时搁置,集中讨论其中的“在昔、昔在”、“割、周、

”、“申、田、亂、

”、“勸、觀”、“寜王、文王”五组异文产生的原因与时代,在出土文献视野下考察形成《尚书》难读的复杂过程。

二、古文字对汉代今古文异文的解释(一)在昔与昔在

“昔在”与“在昔”都见于西周金文。

西周早期

尊(集成11·6014) 铭文:“昔才(在)尔考公氏,克仇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与简本《缁衣》所引相合。

《尚书·无逸》:“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

西周晚期师

簋二器,其第二器是:

才(在)昔先王小学,汝敏可使,既令汝赓乃祖考司小辅,今余唯申就乃命。(集成8·4325·2)

《尚书·君奭》:“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

西周金文中的“昔”多与“今”相对:

善鼎:昔先王既命汝佐胥

侯,今余唯肇申先王命,命汝……(集成5·2820)

大克鼎:昔余既命汝出入朕命,今余唯申就乃命。(集成6·2836)

四十三年

鼎:昔余既命汝胥荣兑……今余唯经乃先祖。(铭图5·02503)

追溯往事,与“今”相对应的时间词还有“才”与从“才”声的“在”、“

”:

师

簋第一器:才(在)先王小学,汝敏可使,既令汝赓乃祖考司,今余唯申就乃命。(集成8·4325·1)

大盂鼎:在武王嗣文作邦……今我惟即型禀于文王政德,若文王命二三政。(集成6·2837)

卯簋盖:

乃先祖考尸司荣公室……昔乃祖亦既命乃父尸司

人……今余非敢……今余唯命汝死司

宫

人。(集成8·4327)

师虎簋:

先王既令乃祖考事……今余唯帅型先王命。(集成8·4316)

“在昔”与“昔在”应当是同义词连用,都是时间词往昔义,所以前后位置可以互换。“在”、“载”、“哉”都从“才”声,故训中都有始义,它们与金文中的这些“才”、“在”、“

”等记录的是同一个词,不能理解为句首语气词或介词。由于西周文献中“在昔”与“昔在”互作,所以《君奭》在传抄过程中不同的抄本各传其异,就出现了楚简文本与汉代学者所见文本的不同。由于

尊与《君奭》的时代相近,《缁衣》所引以及战国楚地传本也是“昔在”,西周早期的《君奭》此处作“昔在”可能性更大。

(二)割、周、

今传本作“割”,郑玄所见古文本也是“割”,郭店简作“

”。楚文字中,意符“刀”与“戈”可以通用,例如伤字有

(包山2.30)

(包山2.144)异体。例多不烦举证。

“割”从“害”声,在《君奭》抄本中,当有写作“害”的异文。“害”与“周”在文字演变过程中,形体逐渐接近,形近致讹,几乎成为通识。

下面的字谱可以清晰看到“害”、“周”字形相近的过程:

(表2) 害、周混讹过程表

自商代到战国的六国,“害”与“周”形体有明显差别,时代越早差别越大,在秦汉隶书中,二者才开始形体逐渐相近,“害”讹变为“周”大概率就发生在这个时期。也就是说《礼记·缁衣》所引的文本是另有作“害”的古老文本,很可能在汉代整理时误作“周”。

总之,这个字在西周当作“害”,后来有的抄本传写为音近的“割”,有的秦汉以后隶变讹书为“周”。

“害”或“割(

)”的训释自古及今都有分歧。汉代“今博士”读为“厥”,郑玄读为“盖”,伪孔传如字训“割制”,后代学者或读为“曷” 。郭店简面世后,学者对“

”也有“割”、“盖”、“害”等不同的读法 。

“割”字在古文字中并不常见,在礼器中两见,全部读为“匄”,是祈求之义。曾侯乙墓乐律铭文中“割

”(集成2·286.4)即古书中的“姑洗”。

从读音上来说,“割”、“害”、“匄”、“盖”、“厥(氒)”、“姑”、“曷”古音都很接近,彼此通用的例证也很多。究竟读什么,还要从各方面综合考虑。

如字读错误明显。句中有“氒”字,把“害”或“割”读为“厥”也不安。郑玄读为“盖”,大概是当作语词不强作解释。综合各种因素,“害”读为疑问词“曷”可通。另有一种可能是在西周金文中“害”可训为“大”,“害福”就是大福。“害”与“申”可能是从程度与频率两个方面修饰“觀”。

(三)申、田、亂、

今传本“申”字,与郑玄所见古文本同;“田”是《礼记·缁衣》所引;今博士读为“亂”;郭店简作“

”,这其中有文本转写过程中文字合并、通假、误释等多种复杂的问题。

首先汉代文献中的“申”有多个源头,合并了“申”、“

”、“

”三个字。这三个字读音极近,也可能就是同音,但构形与意义各不相同,后来在传抄转写过程中不断简化合并,“

”、“

”被逐渐吞并消失。我曾经写文章详细讨论过这组字,结论大致如下 :

“申”是“电”的本字:

甲骨文

(合集22264·子组) 金文:

子申父己鼎(集成4·1873)

“申”的初文像闪电之形,借作天干用字后,本字加意符“雨”被分化出去,就是“電”(“電”下至“电”是“申”的变形)。

西周金文中常用字“

”,从“

”,表示约束、重复义。

《说文》:“

(luàn),治也。幺子相亂,

,治之也。读若亂同。一曰理也。”字见西周金文,读同“乱”:

余弗敢

五年琱生簋。(集成8·4292)

从“

”的“亂”、“辭(

)”等,都有治理义。《说文》:

亂,治也。从乙,乙,治之也;从

。

辭,讼也。从

,

犹理辜也。

,理也。

,籀文辞从司。

“辭”的籀文与春秋金文相同,可以上溯到西周金文,是治理义。

“

”的构形是在表达丝线的“幺”中间加上横置的“工”,表达把丝线缠绕在这个绕线工具上的意象。手工纺线,上面一手拿原料,下面一手转动一个“工”形工具,就可以把毛纺成线,然后将线缠绕在这个工具上,这个流程可以与治理、缠绕、约束、重复等意义相关联。丝线亂了,就需要把它理顺。古文字中“

”加四口,会众口相亂之义,应当是“亂”的分化专字。

西周金文中“

”字很常见,“

就乃命”“

大命”中的“

”是重复、再次等义已经是常识。“

”这个形体仅见于西周,《新金文编》收录20余例,无例外全部从“

”。源头可以追溯到甲骨文,裘锡圭、李家浩有过详细论述 。

这个文字的构意应当是在绕线工具上缠绕丝线,会约束、重复义。“

”是治理丝线,有缠绕义,“东”与“束”也有同源关系,都有约束义,“田”是音符。《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绅之束之”中的“绅”就是这个文字的转写。

郭店简作“

”,这个字还牵涉到古文字中一个从“

”的“

”字:

蔡侯

(集成02216)

蔡侯申铜器中的“

”,即史书中所记载的春秋时期的蔡昭侯,史书记载名“申” 。字从“

”,

声。意符“

”两手之间是丝线,会拉长、伸展等意义;“

”与“

”的差别是在表达丝线的“幺”中间没有横置的“工”,古文字中从“

”的字多有伸长、长久义,这个字本义应当是拉长,后来分化出同源词有“伸”、“抻”等。其音符“

”来源比较复杂,在此不加赘述,详参拙文。

在文字的演变过程中,由于“

”与“

”字形繁复,但读音相近,很早就简化合流了。

仲爯父簋(集成3·4189)

蔡侯

簋 ——

清华·系年40 ——

郭店·缁衣37

字符“

”与“

”有时也彼此相亂,不加区分。秦文字中下面的“又”与“幺”的下部相联,讹变为“子”,例如睡虎地·为吏之道27号简的

。《说文》根据这种秦汉隶书的写法作出“幺子相亂”的解释。复杂的表意字不断简化,是一个去理据记号化的过程,根据新构形的阐释是理据重构的过程。

郭店简“

”中的“糸”是“

”与“

”的简化替换,右上的“峀”是蔡侯器中“

”的简化,右下的“田”表示读音,很可能就是“

”字中的“田”。也就是说这个字经过了“

”与“

”二字的简化和糅合。

在战国楚文字中,“

”与“

”已经合流为“

”了。在楚简中,“

”、“申”、“绅”三个字形有明确的分工:“申”用于干支,“

”表达重复、伸长义,“绅”是“靷”等名词的专字,与秦汉以来的字际关系很不相同。

“申”、“

”、“

(

)”在文字演变过程中经历了简化、糅合、隶变等,到了汉代直接用“申”合并了“

”、“

(

)”等,这与现在简化字中用一个“系”合并“係”、“繋”是同一道理。翻开工具书,“申”除了用作天干外,重复约束和伸长两类等都是常用义,这些意义并不是同一个意义的引申。合并之后一字多义,区别功能降低,后来又分化出“伸”、“抻”、“绅”等,字际关系重新调整,建立起新的符号区别系统。明白了这些复杂的文字发展过程,汉代古文、今文出现的各种异文就容易理解了。

“

”与“

”这些“古文”,都被整理者转写为“申”,所以今传本、郑玄所见“古文”本都作“申”。由此可见,郑玄所见的“古文”文本文字经过隶定转写,实际上已经是一个今、古文糅合的抄本了。“

”与“

”都从田声,所以《缁衣》的引文用了假借字“田”。这个假借可能发生的时代比“申”早一些。

“今博士”读为“亂”,应当是有人见过保留更古老字形“

”的抄本,只认识左侧是“亂”字所从的“

”,就犯了“秀才识字认半边”的毛病,误读为“亂”了。这种错误也有可能发生得更早,今博士只是以讹传讹。

西周时期的“

”,战国时期有的简化为“

”,其后或假借“田”或“申”。汉代学者根据保存古字“

”的抄本,误读为“亂”,与下文所说不认识西周的“文”而误隶定为“寜”是同类现象。

总之,由于西周当时作“

”,字形中有亂字所从的“

”,有音符“田”,其读音与“申”同,汉代就出现了“田”、“申”、“亂”等不同的异文或释读。郑玄及《孔传》的作者等经学家不论字形是“申”还是“田”,大家都知道其意义是“重”,像“今博士”那样对字形误释,音义就完全误解了。

(四)勸、觀

今传本是“勸”,郑玄所见古文本也是“勸”,今博士也读为“勸”,《缁衣》引文与郭店简作“觀”。“觀”、“勸”二字都从“雚”声,就读音来说,二字彼此通假的可能性存在,无从判断孰是孰非。但这里似只能读为“觀”,理由略加申说:

第一,目前所见古文字中“觀”字习见,西周就已经出现。“勸”字罕见,且出现很晚,直到战国楚简才发现。“觀”的可能性大。

第二,“觀德”成词,古人习语。《史记·乐书》:“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乡方,可以觀德矣。”《尚书·咸有一德》:“七世之庙,可以觀德。万夫之长,可以觀政。”即使是所谓的“伪古文”,也可以作为“觀德”成词较早的证据。

第三,“觀德”是西周人的重要观念。上帝在天上的帝廷,监临下土,觀人之德,有其德则授之天命,受命者即为天子。天命可以变革,无其德则失其命而为诸侯、为庶人,是谓“革命”,这是一套自洽的理念。“觀德”是受命、革命过程中的重要的一环。郭店简进一步证明“觀德”之可信。

(五)寜王、文王

汉代所见古文、今文,此处都是“寜王”,但《礼记》所引是“文王”,郑玄注、孔传等也都注出是文王,可见当时学者都知道“寜王”就是“文王”。“文王”写作“寜王”,是典型的文字存古现象。西周文字的“文”字中间有“心”,与“寜”字相近。

文:

旂鼎(集成2·2670) 寍(寜):

寜簋盖(集成3·4022)

带有“心”的“文”字在西周以后就基本上消失了。汉代学者应当见过更古老的文本,但他们不认识,就隶定为相近的“寜”字,根据异文、上下文意可以知道“寜王”就是“文王”,但文本中还是保留了这个古文隶定字形。这个字如果没有见到更古老的字形,文字学、训诂学都无法合理解释。汉代学者对此保持了不知为不知的严谨,没有强加解释。直到清末方濬益、吴大澂等根据西周金文才解决了字形问题。在《尚书》中,《大诰》、《康诰》、《君奭》等确定的西周文献中,“文王”、“文考”等中都保留了“寜”的写法,这种讹误有其重要价值——可以成为文献断代的一个标尺。

根据上文的追溯,《尚书·君奭》中“在昔上帝割申勸寜王之德”在西周时应当作“在昔上帝害(或割)申觀文王德”,尝试拟测一下各个时期的文字样貌:

(表3) 异文产生过程表

古书传抄与古文文献的整理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有不同的目的、原则与具体方法。解决了文字中的今、古文异文问题,溯源到西周原貌,这句话就文通字顺,符合西周的语言表达习惯和思想文化体系:

昔在上帝曷申觀文王德?其集大命于氒身。

或:昔在上帝盖申觀文王德,其集大命于氒身。

大意是追述历史,往昔上帝隆重地频频地观察文王之德,因其合于帝心,便降大命于文王之身。

《尚书》中的西周早期的诰命类文献,是当时的实录,西周时文通字顺,但在历代传抄过程中发生种种错讹与误解,到了汉代虽然糅合今文古文,学者进行了充分探讨,但愈加纷亂。通过《君奭》中的这一个疑难句子的用字、故训之溯源取舍,不仅充分体会到《尚书》之“难读”,而且对汉代今、古文问题也有了更加真切的理解。

三、出土文献视野下的汉代今古文问题

今文、古文是汉代学术史上的大事,影响深远。因为古文文本消亡,留给后世不尽的话题、不断的探索,结论却无从验证。汉代经学的文化环境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对秦代焚书坑儒等对待传统文化政策的否定,汉初废挟书令,文献渐渐复兴,战国文字书写的古文经籍出现。隶书书写的今文文本通行,古文文本尚未引起重视。

第二个阶段是董仲舒独尊儒术政策得以确立,经学大盛,重点是义理阐释,说“粤若稽古”四字至数万言。壁中书虽然轰动一时,但依旧被置之高阁,只有少部分人得见。古文经虽然被关注,但被打压,被指责为伪造。直到西汉末年,刘歆还在为古文经争取应有的地位而抗争,结果还是失败。

第三个阶段是到了东汉,古文经受到重视。因为去六国已远,“古文”对于东汉学者也是高深的学问。古文文本的研究和利用,首先要释读文字,整理文本,这就催生了以《说文解字》为代表的以释读古文文献为主要目的的字书,以词义解释和文义释读为主的训诂等“小学”的兴盛。小学家多古文家,就是因为古文家对古文文献需经过文字释读、词义训诂、文本注释和转写,才能充分发挥“经”的作用。后世所说的“汉学”、“朴学”等指的就是源自这种研究古文文献的学问。

从20世纪初至今,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几经曲折,目前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走过了从否定到高度重视的过程。当前大量的出土文献面世,也受到格外的重视,需要释读、需要整理、需要传播,这与汉代“古文”的经历有些相似。汉代发现了古文经,我们发现了大量的出土文献;汉代需要面对不同的文本进行对比、研究、取舍;我们也需要加以对照,释字解词,明通文意。当古文文本呈现在面前,我们能够直观地理解汉代不同文本引发的混乱和经学家们所面临的困惑,也可以发现汉代经师们在证据不足情况下所作的种种误猜。

从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的角度理解汉代的今、古文之差异、之纷争,理解《说文解字》的创作目的与体例,很多疑惑就会涣然冰释。

以《尚书》为例,在汉代就有不同的今文传本,古文抄本,今天所见的刻本是历代经学家对各种抄本、刻本研究、判断、取舍的结果。对于其材料的真伪、各篇流传与全书成书过程,历来争论不休。自阎若璩以来,“伪古文尚书”已经渐成“常识”,这些材料被弃之不顾。随着出土文献的大量出现,人们对《尚书》及书类文献的认识也不断在突破。就汉代所见西周文献的抄本而论,都经过长久流传。大约经过以下过程:

1.西周原创文本。西周有“定本”,用西周文字书写。这个文本不断被抄写流传,自然会出现各种歧异。

2.流传到战国的各种文本。战国地域文字形成,流传到各地的西周书类文献用各国文字转写,有了地域文本特色。秦代实施文化禁锢,《诗》、《书》废弃,其中六国文字书写的古文文本在秦始皇书同文之后,就逐渐消失了。

3.汉代今文文本。汉初隶书文本来源不一。秦代古书在民间被禁止,但官藏秘书大概不能全部废绝;战国时期的学者汉初尚在,口述转写也是来源之一。这些隶书文本在古文出现之后就称之为“今文”。

4.汉代古文文本。汉初废挟书令,六国古文书写的古文文本出现。壁中书“出土”了大量的儒家经典。这些战国竹书发现后,部分经过整理,多藏于秘府。

5.汉代隶定转写古文文本。孔安国、张敞等学者能够释读“古文”,对文字加以隶定,形成隶书字体的古文文本。在这个转写过程中,依据什么样的隶定原则不是很清楚,可以确定的是有相当数量的“隶古”或“隶定”保留了古文的字形结构信息。

6.汉代今文、古文合流文本。脱开今文、古文意识形态方面的门户之见,单从文献研究的角度来说,今文文本和古文文本互有得失。郑玄等学者突破门户藩篱,兼取众长。今传本《尚书》中那些今文、古文都有的篇目就是今、古文融合的结果。

另外还有一些战国学者改写或创作的一些讲述西周历史的文献,也在我们今天所说的“书类文献”范围之内。广义的出土文献是指长久藏在不为人知的密闭空间被后世发现的各种载体上的文字记载,不论是藏在地下、壁中还是窟中,都是“出土文献”。汉代学者所见到的铜器铭刻、壁中书等都可以作如是观。汉代的古文文献不限于“出土”,那些传抄文本也经过长久的秘藏,挟书令废除之后逐渐显露,与出土文献也有相似之处。根据汲冢竹书和今天所见出土古书来看,汉代学者可以见到相当数量的各类古文,不限于“古文经”,只是因为独尊儒术,“经”受到格外重视,才成为学术史上争论的焦点。尤其是《尚书》,因为在汉代壁中书中地位突出,某种程度上就成了“古文”的代表。

汉代的经,一旦出现古文文本,理论上说至少会出现隶书转写、古文、隶定、今古文融合等多种文本。每一种文本又会有不同程度的差异,情况会相当复杂,《经典释文》给出的那样单线流传,仅仅是根据有限材料所作的一种推测。

根据我们对今传本《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文王德,其集大命于厥身”句的分析,可以发现很多有价值的信息。

其一,汉代的今、古文文本有多种,其来源很复杂。根据郑玄所说,今传刻十三经本《尚书》大部分与其所见古文本相合。《缁衣》中的引文是汉代经师隶定的另外一个文本,误把“害”转写为“周”,正确地把古文抄本误释为“寜”的“文”字释出。“觀”更符合文意。今文经师的释读有得有失。“今博士”应当见过一个保留了更古老形体的文本,不然不会有“亂”字的误读,但他们不具备考释古文字的能力。以上种种歧异,从古文字构形与抄本流传过程的角度都可以解释。这些不同的文本可能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整理、转写形成的。

其二,所谓汉唐故训,也要谨慎对待,要寻求其源头。例如“今博士”不认识古文字,据形近字形改读。读

为“亂”,孔传“割”如字读等等,都是不识字、读不懂古书强行说解,唐人又多加弥缝。

其三,汉代的古文文本有多个来源,齐、楚、晋等都有可能。汉代的古文与楚简抄本有差异。楚简不用与“亂”相近的

。从“心”的“文”在楚文字中已经全部正确转写为“文”,不与“寜”形相亂。由此可见,汉代所见古文《尚书》与今天所见楚简《缁衣》所引在用字上也有较大差异。值得注意的是汉代所见的古文是“厥躬”,楚简两个本子都是“氒身”。西周文字未见“厥”与“躬”字,当以“氒身”为是。“躬”、“身”意义相近,同义可以互换,或者同义换读。但也有可能不会如此简单,这种用字差异或许还透露着另外一些重要信息。“躬”是《说文》“躳”的重文,出现很晚。三晋文字中“躳”常读为“身 ”,就此而论,汉代所见的古文文本其来源应当是楚地之外。

其四,汉代古文家首先需要正确释读古文字,反驳今文谬说,催生了《说文解字》,这不是本文所讨论的重点,拟另文详论。

经书难读,《尚书》尤难!《君奭》在西周初年周公诰召公奭时文通字顺,但随着传抄日久,分歧愈多,汉代虽然见到今、古文,但依旧难以论定。当今出土文献日益丰富,汉代学者所说的古文经我们可以看到部分实物,汉代学者看不到的商代文字、西周文字我们也可以看到,不论是文献释读还是今古文的学术史,从材料到方法都可以有突破,不再局限于根据非常有限的文献记载循环论证,而是可以根据当时材料加以实证。深研经学的学者如果充分关注出土文献,相信会取得更大、更多的突破。本文仅就个别问题加以讨论,抛砖引玉,敢请方家不吝赐教!

附注：本文写作过程中,先后有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赵含润、王山允协助补充材料、处理文档,山东大学侯瑞华博士、西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龙正海提出很多参考意见,特此致谢!

航

本文发表于《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正规的股票配资网

发布于：黑龙江省

• 西周
• 字顺
• 稳通
• 李守奎
• 正规的股票配资网